连续五天,发达的通讯和媒体,将真实的灾区,真实的死亡与苦难,立体地呈现给世人.但五天，已足够.悲痛也终有麻木之日,悲悯也终有疲劳之时.总会在某天以后,这场灾难会像历史上所有庞大的天灾人祸一样，被淡忘,一切只在于时间.至于个体的心灵,即使一辈子,也终是渺小.

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是人类的习性.如同动物的防身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帮助抵抗自然和人世之于人之心灵的伤害,包括肉身的伤害.

至于人类的互助,成了人类集体的一种继存方式.不仅是道德上的需要，更是人类自身肌体保健的需要.

一切无他.攀比着进行公开捐助,是俗世里的惯用方法，不必苛责,总比袖手旁观要好得多，至少于灾民,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帮助.当然,平日里一毛不拔,却能上银行偷偷汇上500块钱的，更值得钦佩.

《立春》的结尾，王彩玲在院子里看着年老的母亲与自己领养的小女孩很欢快的样子，扭头看一眼中风而无法完全表情达意的老父亲，她又遥远地神想了：巴黎歌剧院的舞台中央，她身着华服，纵情歌唱……然后，影片突然结束，黑幕上跳出“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几个白字。我内心一震，仿佛，这一句是献给我的。

每个人都曾以各种样式真实地扮演过“王彩玲”。我相信。

那一朵挂在胸口，自认为最高洁的花，在俗世的空气里寻求生长，不是早夭，就是畸形地开放。

当然，梦想，这个其实很私人化的愿望，一旦驱动了人这个执拗体，便彻底左右了他在俗世生活里的真实走向。它变得公开化了。它变得与你等身，它甚至代表你而对外进行活动。别人看到你，就很清晰地看到了它。

然而，它迟早会在你自我的认知里死亡。外界环境以最持久的手段，在瞬间通过你的意识，结束它。选择激烈或者平静的方式，那完全取决于你。

王彩玲还是非常平静的。那神想的眼神，那么遥远。好似，回望年少犯下的一个小错误。很淡然。至于激烈的，比如海子。让铁轨碾碎肉身以及附着其上却未曾健康生长的梦想。

但并不要责怪俗世，因为你毫无具体指向。你会变成堂.吉诃德，盲目地举着利剑胡乱冲杀。何况，俗世里，也隐藏着一个个与你相仿的人物。别以为就你突兀于世，你看到的是除你之外的集体群像，麻木并沉溺于世俗生活，庸庸碌碌。其实，那里面，几乎每个人，都在角落里，曾像王彩玲一样，雄赳赳过，也狼狈过，最后就立地成“人”，很普通的人，低着头生活的人。

令我疑惑的却仍然是，既然俗世是个虚空的符号，其中的“人的总和”才是实体，而总和之下的人又大多曾是“王彩玲”，为何“梦想”还遭遇如此残酷的嘲笑、鄙视与扼杀？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如此强大，通过一系列巧妙的运转，让“王彩玲”们乖乖低下头来？

社会制度？伦理道德？人性？情感？金钱？……

或者是这些的合谋？

更或者是，自导自演的“闹剧”？像每个人第一步走路必遭跟斗一样？

可能也是一种病吧？

——致姐妹们

好年纪

恰似路过的情人

干净地背走了当年的心事

固定的炊烟     

从温暖的地基升起

日渐臃肿的心力

沿着生活的瓦楞

默默丢掉多余的嗓音

2008.5.7

突然很想写写生活和人生。确切地说，写写我个人活到现在这个阶段，对于生活和人生的领悟。毕竟，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谱。随着年岁增长，经历增长，见闻增长，不断地作动态变化。

小时候，我的全部天地就是那个叫许家大的村庄，以及与生俱来的父母组成的家庭。而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微观的世界，自然的和人情的，非常本真地充斥其间。我有我难以逾越的单纯。按理说，小孩看到的事物也并不少，因为成人的生活其实是完全敞开的，隐秘的，只是一种理解力。一切其实都没有逃出人的生存状态这个范畴。村庄里，每年都可能有不一样的事件发生。某个老人去世了。某个青年结婚了。某人媳妇喝农药自尽了。某人跟某人好上了。某人生下个哑巴。等等。我看着，觉得一切都没有疑问，小孩子的好奇心其实只在细节之细节，而无法提升到生活秩序背后那个接近本质的层面。衣食问题仿佛天赐，并不知晓父母如何赚取生活之资，以及那藏在父母心里或者已经流露出来的忧虑。所以，童年相对是不会出现过多忧愁的。至今的记忆，童年浓缩为春天金黄的一片天地，以及夏天东奔西突的玩耍。那时，村头的上海阿婆依旧一口几十年未变的上海话。她为何没有儿女，为何从上海来到这个小农村，为何对她的老头成天骂骂咧咧，似乎隐约听大人说起，但并不上心。如今想来，那种泛滥于人心的八卦根性，其实是后天的培养。还有外公那个村庄里的两个光头父子。既然都是光棍，怎会有父子的天伦？悲剧其实作为一个家庭或者个人的过去式存在着，但幼小的心，体味不出人生的诸多况味，也无悲悯的心情。小时候还有一个玩伴，比我大四岁，她的爸爸在吃官司，妈妈离家一去不回，她上小学一年级，后头手拉比她大一岁的哑巴哥哥。三年级一过，她似乎辍学了。跟着她大表姐一家过，还好有个奶奶疼她。去找她玩，似乎总在帮她大表姐家干活，有时候还有大表姐的呵斥。16岁，她已出落得标致，跟村里一群姑娘一起上镇里，看电影，挤舞厅。后来进了服装厂。一年多就被机器弄断了右手的五根手指。算是一种轻度的残废。再后来，被她亲生母亲带去上海，做服装店营业员。几年后又听说她的老板出钱让她去新加坡工作，来回机票都得上万。如今，她已年过三十，回乡偶遇，看到她身体发福，当年的美貌不在，我内心便生出诸多感慨。加之从他人处闻悉，几年前那个跟她结婚的上海男人只会吃喝玩乐，不会赚钱，所以她离婚了，把孩子打掉。现在的小孩是现在的丈夫生的。我见过她现任丈夫一面，看上去有点呆。据说在上海搞IT软件的，新加坡人……

对生活的缓慢理解，很像写文章时运用的顺叙、插叙、倒叙。很多如时间线条顺滑而下的人生，在某个阶段停下来，前后左右地体味一番，会得到不一样的理解。比如，定数。往往在诸多人生经历过后蓦然回首，会有一种猛醒，接着就油然而生一种自嘲夹杂无奈的感觉。人生如棋，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时刻在拨动着你的一切思想与行动。几十年过去，你甚至依然无法明白，某年某月某日的所思所为，究竟多少来自于你自身心志与意识的力量推动。我现在回头看看，当初第一份工作，在某个阶段规定了我未来生活的疆域以及在这种疆域内的一切可能。其中出现的人，不以佛家“百年修得同船渡”的因缘论来说，也大多是一种“彼此无意识”。巧合？某些人或许于你毫无意义，某些人却久而久之融入了你的生活，甚至在某个事件中貌似决定了你未来的路径，成了你生命终局的一个必然。后来，辞职。结束了一个大事实圈定的所有可能。重新的路径选择，自己未必不盲目。盲目中东奔西突。仿佛生活从此会一直如此混乱。谁知兜兜转转后来了现在这个单位。本想也是过渡性的一个小站点。谁想到仿佛掣动了我这个个体与社会之间那种微妙而敏感的联系，千丝万缕，局域网切换成互联网，加上鼠标正点中一个关键性人物，一下便打开了我真切的未来生活。我的另一半出现了，而后便是结婚。结婚为我打开的，或许是一条一览无余、万变不离其宗的路径，或许也有峰回路转的诸多天地。

以前，在我眼里，生活是个很具体的日常状态，而人生，是一种模式，世俗的、常规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一对夫妻，一个或几个小孩，围绕此而展开的一切不同角度的可能，从小孩生发出去的一切可能，从夫妻生发出去的遭遇，不同的时空，零零总总的事件。如今，而立之年，回顾四周，我发现，人生的模式其实是很空洞的，这种空洞，不是大同小异的基准，而是，从这个基准出发，延伸出的诸多歪歪斜斜的不同人生，形成一种表面的多重样式。皇 帝、宫 女、僧 侣、道士、太 监等等，很空的一个个称谓，其实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去担当和演绎的不同人生，自不必多言；单讲眼前的人物春秋，从一个基准的“家庭”解构出来的怪异人生，于光天化日之外，随处可见。精神病院里的人，它们也曾来自于某个“家庭”；监 狱、福利院；流 浪 汉、乞丐、老 光 棍、妓 女、单亲妈妈、变态狂、盲子、哑巴、瘸子、英雄……甚至连一个个“基准”的家庭，也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喜怒哀乐。而这只是浅层地概括，细触到具体的一段段人生，到最后，会很容易落到一个归纳的圈套，极端的人生和平常的人生殊途同归，活的终局解构了活的过程。正如陈丹青直言不讳地指出，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人生不是价值的凝聚，而是，一段普通的活着的有波动的持续状态。如此，人或许反而有一种解脱吧。不必再执意。一切爱情、婚姻、事业的失败，于活着本身，都显得微不足道——无为其实是最坚强的有为。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年岁多少有它的过人之处，但也只停留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外加对一小撮人类群体的间接归纳。智者也如此。虽然人类从未停止过对生命的探索，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但这种“天问”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清晰的回音。连科学的无尽演绎到最后都无奈地求助于一种假设的“上帝”。时间，一个神秘的、与人生纠结的东西，《时间简史》到最后也不甚耳耳。

太多时，就省略

欢乐和苦难明争暗斗

日子骑在人的头颅之上

不停分泌无数明天

太多时，就逃跑

双脚和道路同时诞生

桃花插在自然与人世的中间

开满情感的印记

太多时，就遗忘

黄昏的厨房因大米而悬浮

众人拾薪下纸币被堆积在四季的围栏

长出会飞的翅膀

    热播剧《双面胶》的启示：

1、  冲撞中国婚姻大文化，无论新旧，自找苦吃。

2、  婆媳之外惟有男人丧失理智，才是真正的悲剧。

3、  感情与钱财之间主次不分，是悲剧之悲剧。

4、  自省，是解开一切家庭矛盾的第一把钥匙。

5、  妻离子散是偶然，天灾人祸是必然。

6、  人性的弱点和金钱的弱点，就是狗改不了吃屎。要想相安无事，最好把屎改模换样包装起来，还要保证犬犬之声互不相闻。

星期五，是个很美好的隐喻。隐忍后的转折，回归，以及周而复始。有点《江山美人》的味道。这么说，有点胡来的意思，且拿“通感”作解罢。我说这年月，外头浮躁得很，可仔细掂量掂量自身，却是出奇地沉静，慢条斯理。我想年岁自有它的过人之处，认知与自我脾性的矛盾就挂在生活这棵树枝上，上下左右，不自觉地寻求平衡。比如说童年吧，真正的井底之蛙，人类社会只是一个窗口，虽然双眸清澈，仍然是被框起的图象，客体与主体简单保持一种奇异的距离。一次野外柴草堆里男人与女人的偷欢，小孩只观作一个打架的场面，事实远大于浅层的道德评判，除此再无主观的衍生。依次类推。奇妙的酒心巧克力，溶化出舌尖上奇妙的味觉体验。其间没有人工色素等食品添加剂的概念因素搀杂入内。如此，“知道得越多就越痛苦”，成了每个人的成长体验。一些剧情里的争斗，也往往是“知道越多”的人，成了必杀对象，因为“知道越多”，内涵了太多的可能性，指向外维。而生活里，知道越多的人，往往指向内心，扰乱自身内在意识观念结构，引起精神层面的剧烈变动乃至重组，对外界无害，于自身却是折磨。所以，我们都在寻找对抗这种折磨的方式。但，在对抗的过程中却遭遇了它内在的顽疾，生活的义务，靠近伦理一点说，是社会责任。

诸如《芙蓉镇》里，构建了一个半闭合状态的阶级斗争和文革小生态，但也是芙蓉镇每个生命个体的大环境，是一切人的因素的总和。胡玉音生命里的两个男人，桂桂和秦书田，便分别代表了两种对抗方式，以及人生的路径。一种是沉潜在懦弱无知里的极端逃避和抗争；一种是通透人生的大隐忍、大对抗。生不如死的时刻，秦书田对胡玉音说：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不仅仅是因为他相信荒谬总有尽头，尽头后便是重生的希望，而是，活着本身就是个体的义务。胡玉音肚子里，尚孕育着一个小生命。政治主导生活的闹剧一过去，一切又回归到“米豆腐”的平常日子。秦书田平反后已无意于县文化馆馆长的位置，而情愿选择陪老婆做“米豆腐”的小生意，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这是一例。至于陶潜的归隐，倒类似于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一样的童话结局式句子。到底归隐的陶渊明日常都在做些什么，采菊，与农人聊天喝酒说桑事，也总会“审美疲劳”的吧？我也常常在想，为什么我总是那么怀念童年时候家乡春天的光景？那漫天的油菜花和飞舞的昆虫，暖暖的太阳照着篱笆上的衣服，廊屋下的老人，和田地里零星的农人。碧绿的青草地里扎了两个小辫子的姑娘正在拿着生锈的剪刀挑马兰头……但又为什么，回去过这样类似的日子两三天就开始觉得无聊，拼命想着回嘈杂而充满人工景致的城市呢？也许这是落入了可以推而广之的普遍存在的“叶公好龙”式的怪圈，但这个怪圈又破了一个口子，那就是，过了一段城市日子以后又烦躁不安，拼命想象着田野生活的美好。这个周期，心理循环的规律，类似形而上的客观存在，就这样左右着人的个人生活体验和过程。当然，这不是说，秦书田平坦日子过腻了又想去经历一番文革浩劫，或者陶某又无比想念为权贵折腰的官场日子了。这是被开辟的另一块人性疆场，讲得悬乎一点，是秦书田之类的后现代生活。比如，钱钟书讲的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更确切的，比如，星期五。工作了四天，厌烦了，拼命想着休息；于是，星期五成了转点，切换。周六和周日，原来如此，无聊四起，于是又巴望着工作。跟旅行一样。不必多说。当然，星期五，它其实可以被赋予更深远的意义，一如暗合人性的弱点，一如人生精辟的隐喻。

据说要打仗。不是秘报，可能纯属空穴来风。但近几日，如我一介不问政治之闭门女子，也突然惶惶起来。偶尔黄昏低低盘旋在房屋顶的飞机声，也作草木皆兵状。煽了这阵风点了这把火的，是我们办公室里潜伏已久的一个军事发烧友，午后阳光温柔的时候，他突然会动情地说，真打了，我就把家产捐献出去，可惜年纪过了，不然报名参军，跟着打仗去。话说得幼稚且无知，但相当有感染力。他说22号就要打了。领导骂，惟恐天下不乱。我求饶，别乱说，怪吓人的。当然，陷于琐细生活近乎坐井观天的我们，凭着每日读点小报，听点新闻，是无法推断国家确切的政治军事动向的。虽然大伙多少学过点政治与历史，懂得其中的某些逻辑，有那么点见微知著的能力。

但恐慌归恐慌，没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我，总觉得这辈子都不会真的经历战争。战争离我们太遥远，它们深深地埋在故纸堆里，或者二维多媒体里，或者人的嘴巴里。连活生生的战争受难者，也远在中东，或者隔着电视镜头，像看电视剧。毕竟，新式军事武器代号太空洞，现代战争太虚无。曾经我相信，现代战争已经完全摒弃了传统战争的非人性，它只涉及军事目标，导弹轰炸的精确度已经达到了100%，决不殃及无辜。战略高层之间有他们的利益格局变换，但平民百姓照样过他们的生活。但是，伊拉克战争彻底颠覆了我的幻想。现代战争，它的本质依然未变，它的结果，也依然未变——死亡、破碎、血泪、废墟、迷失。分散的个体突然被一种力量扭结在一起，扭成一团集体的命运，拦腰截断，齐刷刷，然后再分散，各自寻找家园，重建家园……

那么，我们国家真的要打仗，怎么办？反战吗？不反！不是因为螳臂当车，而是，我这个小人物，也有大气愤。我说，他妈的，不打就13亿中国人民看台湾那帮跳蚤逍遥法外？有个朋友说，台湾人民自有他们自己的决定，让他们自由选择。但台湾人民会有自己真正的民意吗？主导一切的都是整天乱哄哄的丑陋政坛！开个会就要桌子凳子地乱扔，整天骂来骂去，走穴作秀，西风东风地乱倒。那个骂娶了大陆新娘的台湾男人是猪的政客，是绝对做不出尊重民意的事情的。何况，50后的台湾人，都在一种被篡改的历史体系和文化氛围里长大，他们会有正确的选择吗？何况，对于我们普通个体，没有话语权，即使明辨是非，也只能接受历史某个节点上爆发的事件。抗拒，无济于事。

如果说，和平年代的我们，目睹了潜藏在笙歌燕舞背后的混乱，或者在日渐拥挤的物质堆里丧失了信仰的命脉，丧失了前进的动力，暗自呼唤着一场社会的暴风雨，幻想有一场清洗，一种整合，一种被迫的心灵自省，那么，决不应该是战争。可以理解，痴人望天塌，穷人望叛乱。人走到毫无希望的时候，走到毫无自信的时候，就巴望着外界的力量能够给他劈开一条重生的路。但我明白，战争意味着什么。我读过一些日本女性的小说，关于二战后的日本民生，特别是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城市民众。那种阴森、恐怖、畸形、绝望的心灵，在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身上肆意生长，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更多的后代，都生生舔舐和承受着这种难以愈合的创伤，但整个世界大战呢？如同一出闹剧，毫无意义地结束了，硝烟四散，残阳从废墟堆里爬出来，凄凉照着无家可归的人群……

昨天看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正好是重庆被大范围轰炸那一段，老舍、郭沫若、贺绿汀、张瑞芳等一批进步文人目睹血淋淋的情状，为受难民众鼓舞斗志的场面，非常感人，看得我情绪激昂，热泪盈眶。即使是宋美龄冒死广播这一段，也同样能唤醒那种共通的民族自尊。自从“非典”过后普遍被讨论的一种潜伏在人性中的 “英雄性”，我就一直相信了它的存在，我也相信，它潜藏在每个人心中，在某种时刻，会被激发起来。如果3.22台湾当局的公投得逞，加上美国日本的相继鼓动参与，整个中华民族就要进入战争，那么，拼了！就算盲目地呼喊，也要拼了！就凭着我身上流动着的血液，这个民族的血液，这个一听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雄壮国歌就鸡皮疙瘩竖立、鼻子就要酸楚、眼泪就要滚动的小小中国人，我就要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