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非经济学出身，当初朋友推荐这本书给我，理由是，你若看了，课堂上会有很多可以给学生聊的灯具谈资。对于一个喜欢上课瞎扯淡的高校基层教员来说，这相当具有吸顶灯诱惑力。下面我从一个经济学领域的局外人身份谈谈我的感受。
　　
　　 《激荡三十年》的副标题“中国企业1978-2008”，已经充分说明了这是一部改革开放以来面板灯中国企业的成长史，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所有制变革的一部历史，也可以看做是国有资本，民营资本筒灯，外资，三股力量相互博弈的一部历史。这么宏观的视野与主题，又跨度三十年，要想写个清楚明白射灯，其困难可想而之。
　　
　　 咋一看，这本书像是一本案例集，每一年的重要经济事件跟经济人物，详略有当地被罗列其间。但正如之前所提到，产权的纠葛与资本的争斗，外加政策的投光灯沉浮，所有的案例都被作者以这些主题一以贯之，看起来很散，实际上却是环环相扣。那些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主人公们进进出出，被作者看似漫不经心地一一道来，却似乎又被赋予了必然的命运色彩。
　　
　　 我觉得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作者的态度。至少就我而言，吴晓波的写作态度是力图在价值中立与道德关怀上寻找一个最佳的契合点。就书本整体而言，并没有表现出作者的爱恨憎恶，很多时候就事论事。比如在对待民营资本的原罪问题上，我没有看到更多吴晓波本人的价值判断，也许他痛恨无视制度的肆意腐败，但也深知当人们面对一个坏的制度时，破坏比遵守需要付出更多的勇气跟胆识，所以，他宁愿用冷冷的笔调摆事实，而不愿意讲道理。
　　
　　 但我们同样可以在某些地方体会到吴晓波缠绵的道德诉求，尽管以相当节制的面目出现。比如，在1994年这一章最后的企业史人物，居然是白礼芳！白礼芳没有在正文中被提及过，但却成为在本章的企业史人物。严格说来，白礼芳的支教公司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司，更像一个随意的小地摊，就经济效果和经营理念来说，白礼芳老人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几乎为零，但吴晓波把他当做当年的企业史人物，这跟当年司马光把孔子写进本纪的道理我想应该是差不多的吧。企业，企业家，毫无疑问，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白礼芳也许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但他那平凡而伟大的一生，那甘于奉献的无私精神，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吴晓波也许是想提醒我们，不是企业家的白礼芳进入企业史，给中国的企业史（何止企业史，应该是给整个中国历史）留下一个永恒的烙印，灼灼闪亮，任何人都无法视而不见，逼得每一个后来人都要扪心自问，在道德天平上认真衡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当我看完下卷的最后一页，心里的情绪很是微妙复杂，似乎有种激动，更有一种惆怅。说激动，是因为从来没有看过如此货真价实的一部“中国史”，没有枯燥的说教，没有教条的归纳，有的只是赤裸裸的数据跟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我觉得我能体会到吴晓波写作这本书的拳拳之心，彷佛我能体会到他的喜，体会到他的悲。当然，更能看到他为了写作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在当前这种社会形态下，能够坐下来，老老实实写一本如此正儿八经的书，在我看来，真的是难能可贵了。
　　
　　 至于惆怅，就不好说清楚了。每每在书中看到一些企业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遭遇挫折，沉沙折戟，我就有说不出来的感觉。对失败者的天然同情？就好比我看奥运会，最关心的其实不是金牌跟冠军，往往是那些跟金牌跟奖牌擦肩而过的失败者。人们往往只看得到成功者的喜悦，却不太能看到失败者背后的血泪汗水。而在这激荡的三十年里，失败者的失败往往只是因为历史的困顿于局限，所谓时势造就英雄，当然也时势也造就失败。尤其是某些人，比如戴国芳，他的陨落严格说来是当地政府之误，并非本人之过。他在当地政府的蓬勃野心中，被无奈地推向一个远大得他自己都无法承受的美好理想。再加上他性格偏于柔顺，只能听任政府摆布，当风头袭来，他又天真得近乎幼稚，最后自投罗网，让整个事件充满了令人诧异的戏剧性。面对这样的失败者，我们到底是应该给予谴责还是同情？谴责他的优柔寡断与天真幼稚？同情他的无可奈何与身不由己？
　　
　　 当然，更多企业家的堕落，是缘于自身的贪念与狂妄的自我想象。我其实好奇的是，一些基本的经济学道理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学问，平凡人如我都可以清楚明白，为什么他们却视而不见。到底是历史的诡异，还是人性的荒唐，还是所谓命运的抉择？
　　
　　 不过，不管这些企业家成与败，似乎都隐隐勾勒出中国人特有的隐忍与狡黠。正是这些独特的东方特质，把这些企业家送上了历史的舞台，谈不上彪炳史册，却也榜上有名。其实，我不太相信历史是由群众创造，我觉得历史的画笔更多是掌握在这些登上历史前台的成王败寇们，而我们这些平凡的芸芸众生顶多只能是参与其中，而无法体验那生死一线的快意恩仇。而所谓的历史，就在平凡人的日常琐碎中年华老去，却在这些巨人们的日常琐碎中开枝散叶。
　　
　　 拉拉杂杂说这么多，算是一点小感受。别的不多说了，这么一本颇具专业性的书却能吸引非专业的我，单凭这一点，可见这本书其实已经是大大的成功了。